70年前全民投身抗美援朝 厦门人捐款81亿元能买5架战斗机
2020-10-24 07:53 来源:厦门网

  1 省立厦中于元旦在第七码头向群众宣传抗美援朝及土改政策。

  2 厦门大学同学于元旦在厦门市各角落向市民宣传抗美援朝。

  3 厦门市参加军干校同学的家属亲友、同学,往车站欢送时的情形。

  4 1951年2月,厦门市各界献给中朝战士的慰问品堆积如山。

  5 志愿军代表到厦门大学作报告,下车后欢迎的学生将他们高高地抬起时的欢愉情形。

  图①-③

  原载于《厦门日报》

  1951年4月18日三版

  图④

  原载于《厦门日报》

  1951年2月3日头版

  图⑤

  原载于《厦门日报》

  1952年3月10日头版

   厦门网讯(厦门日报记者邬秀君)这是一场反侵略的正义之战,是保家卫国之战。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这场史诗般的战争背后,离不开几亿中国人民的倾力支持,离不开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展开的抗美援朝运动。彼时,在地处东南沿海对敌斗争前沿的厦门,社会各界也以饱满的激情投入抗美援朝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厦门始终注重对人民群众进行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教育;在这场运动中,厦门人以一种超凡意识,走在订立爱国公约的前列,推动各项事业提速向前;在这场运动中,厦门人以一种无私为公的精神,为抗美援朝战争贡献自己的财物;在这场运动中,厦门人不畏危险,敢于担当,英勇奔赴前线为保家卫国贡献力量。

  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记录在《中国共产党厦门党史(1949—1978)》、厦门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和《厦门日报》里。今天,让我们再次回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纪念那场伟大战争、伟大运动的胜利,以及在战争和运动中凝聚的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特别是厦门人民宝贵的爱国主义精神。

  ▲《厦门日报》1951年12月12日头版刊发《超额完成五架战斗机缴款任务》一文。

  ▲《厦门日报》1951年7月24日的报道《捐献结婚戒指给志愿军》。

  ▲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厦门人民积极拥护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图为1951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厦部队抽调骨干参编志愿军,挺进朝鲜,配合兄弟部队参加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本报记者王协云 翻拍)

  一场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动员

  当新中国刚成立,亟须修复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时,一场不得不打的战争却又拉开了帷幕。战争是残酷可怕的,但这是一场关乎新中国安危,关乎和平的正义之战。如何让广大人民群众明白这场战争的性质,加强对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以此激起广大人民群众蓬勃的爱国热潮,便成为彼时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深入人心

  两千名学生参加宣传

  “面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台湾的罪行,位于台湾海峡西岸的厦门各界人民义愤填膺,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号召,掀起了群众性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国共产党厦门党史(1949—1978)》中这样写道。

  时间回到1950年7月25日。在中共厦门市委领导下,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厦门分会成立了。而随后,因全国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和工作的需要,该组织于当年11月12日改名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厦门分会(以下简称“分会”)。这个组织引导厦门人民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随后,各机关、工厂、学校、街道等组织成了抗美援朝宣传的主阵地。在宣传方法上,分会根据不同对象采取多样化的方式方法,“使一般群众对美帝扩大侵略的阴谋暴行与其纸老虎本质,已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传遍全市各个角落,逐步深入人心。据资料记载,原本烟厂有一个员工只穿美国丝袜,后来也穿起了中国袜。

  至于当时宣传抗美援朝的情形,相关资料这样描述:“在展开大规模的时事宣传、捐献、慰问等行动中,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他们都运用了以家庭访问结合着街头宣传深入到各阶层去,戏院公会且穿了戏服在街上宣传……”

  不难想象这场“风暴”的猛烈。当时参加宣传的学生就有二千人,被访问的住家,仅思明区就有一千五百户以上,参加各区宣传大会的群众达一万五千余人。全市墙报、黑板报均以抗美援朝为宣传中心。传递人民愤怒的标语漫画贴在街头巷尾,用来掲露敌人的罪恶。仅工商联一个单位就做了一百零四幅漫画、五十条大红布条标语,四百多张纸做的标语贴在街上。

  1950年12月30日,厦门市教育工会举行抗美援朝大游行。(原载于《厦门日报》1951年4月18日三版)

  群众游行激发爱国热情

  前线英雄现身说法鼓舞士气

  当年宣传抗美援朝声势的浩大,还可以从这样一场示威游行中窥见。

  时间是在1951年3月31日的下午四点左右。3500余名厦门市店员手工业工人,高举大幅宣传画,在中山公园汇集。参与游行的人员远不止这些,更多人们正陆续往中山公园汇集,整个广场上翻飞着国旗……而游行队伍出发时,店员手工业联合会主任华人和报告了示威游行的意义,相关市领导做了动员鼓舞。最后,相关代表宣读向毛主席,向中朝人民战士致敬电,在热烈掌声中,游行队伍随即点起明亮的灯火,照亮了整个广场,整个广场沸腾起来,队伍就在这个沸腾的情绪中,雄壮地向市街出发。

  事实上,在当年五一前后,全市组织进行了11次群众示威游行,还广泛开展签名投票活动和数百次大小型会议和座谈会,回忆、控诉美、日、蒋的血腥罪行。其间,全市共有14万人签名拥护和平公约,投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使抗美援朝运动家喻户晓。

  没有什么比英雄现身说法,更能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抗美援朝运动的性质。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厦门市曾多次邀请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和赴朝慰问团的代表来厦作抗美援朝英雄事迹报告。1951年7月1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董乐辅向厦门各界干部群众3万余人报告了抗美援朝英雄事迹。而同年12月间,市里还举行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徐文炳和反坦克英雄谭炳云等报告志愿军英雄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等,让广大人民受到了心灵的洗礼。

  厦门市委、市政府尤为明白抗美援朝宣传的重要性。厦门市历次人民代表会议和有关的全市性代表会议便成了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的又一重要阵地:1951年9月10日至13日,厦门市召开了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号召全市工人阶级继续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为抗美援朝作出新的贡献; 1952年10月25日,相关市领导在厦门市第三次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会议根据这个形势报告,通过了《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决议》。上述指示、报告和决议,传达贯彻了党中央关于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精神,对厦门市广泛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股订立爱国公约的澎湃热潮

  何为爱国公约?爱国公约可以说是抗美援朝运动的产物,它是人民群众表示爱国决心和爱国行动的一种方式。

  在整个抗美援朝运动中,爱国公约是人民群众为自己制订的反帝爱国的奋斗纲领和行动计划,运动的开展有助于将人们的爱国热情转变为爱国行动,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特别是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订立爱国公约 厦门走在前头

  工人受到鼓舞 一周完成两周的工作

  “一、贡献一切力量,坚决拥护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行动;二、加强时事学习,认清敌友,肃清‘亲美’‘崇美’‘恐美’等反动思想及错误心理,不听信美帝及蒋匪特务散播的谣言;三、保证完成税收任务,不偷税,不漏税,健全会计制度,搞好税收工作;四、加强团结,继续克服困难,维持生产;五、不投机倒把,不囤积居奇,保证物资供应,协助政府稳定金融物价。”

  这是1950年12月,厦门工商界为拥护抗美援朝运动,号召订立的行业内的爱国公约。事实上,直到195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才首次提出要把发起订立爱国公约作为爱国运动的三个中心工作之一。而订立爱国公约,厦门工商界提前了近两个月,足以看出当年厦门社会各界政治意识的超前。

  为什么订立爱国公约如此重要?1951年9月30日,相关省领导在作《推行爱国公约是抗美援朝中心工作》讲话时,阐述了订立爱国公约的地位和作用:“抗美援朝运动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订立、检查、修订爱国公约”“我们要考察抗美援朝运动普及深入的程度,主要是检查爱国公约。爱国公约就是抗美援朝工作的集中表现。”

  在寻找当年的资料时,记者发现了这样一些细节:电灯公司业务部职工,平时在月初收的账到月中才能算清,现在做到当天事当天完,较忙的几天,职工们工作到晚上十点才回家,第二天一早就把账单交到会计室;市立医院一切工作,从号召到群众动员起来的时间更短了:工会发动做绷带时,每个工人都知道这是什么工作,就拿纱布去做,年老眼花的亦剪布扯纱,做得很有劲,一星期完成两星期的工作;邮局职工的劳动纪律也加强了,请假人数以上年2月与当年3月比,由31人减至16人,请假天数由99天半减至37天;新华印刷厂与海军造船厂职工还发起了生产竞赛……由此可见,当时的厦门社会各界,已经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和执行着爱国公约。

  爱国公约促进生产纪录提高

  电报40天无差错 夏粮产量增加两成

  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蓬勃推进,人民群众又纷纷修订爱国公约,把具体的增产捐献计划等列为公约的重要内容。开展以爱国增产节约为内容的劳动竞赛活动,成为爱国公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想象当年广大职工在订立爱国公约后,把提高生产和抗美援朝工作结合起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热火劲头。

  事实上,当时曾出现不少单位提高生产效率并产生新纪录的情况。比如,在爱国公约的教育下,邮电局职工创造了40多天电报无差错的全省新纪录。而不少山区农民互助组,则通过订立爱国公约开展爱国丰产竞赛,1952年的夏粮产量比1951年夏收增产19%。而许多单位还制订了检査制度,经常检査爱国公约的执行情况以鼓励先进。分会还组织了爱国公约检查委员会,深入各阶层检查并进行具体帮助。

  在当时,几乎所有单位和广大人民都参与订立爱国公约。《中国共产党厦门党史(1949—1978)》一书中就提到,当时全市共3503个基层单位、62372人参与订立爱国公约,“各单位都以爱国公约作为行动准绳,人人身体力行,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使之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团结人民,组织群众,推动各项工作的有效手段”。

  订立爱国公约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本市十五个月来的抗美援朝工作和当前抗美援朝任务》的报告中这样提到:爱国公约在过去一年多以来,经过广大人民的实践,业已证明是用爱国主义来教育人民、提高人民政治觉悟、加强人民团结、推动国家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的有效武器,已订立的爱国公约,绝大部分都起了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和推动工作的作用。

  当时的市领导在做《厦门一年来的抗美援朝运动》报告时也曾评价道,经过抗美援朝的深入开展,特别经过了爱国公约的贯彻执行,抗美援朝已真正成为各种工作的动力。

  一场全民踊跃支持的热情捐献

  “捐献飞机大炮及书刊运动,在本市教师、学生、妇女、干部中继续展开。厦大许多系都互相挑战应战,热潮逐日高涨。化学系捐款达三百三十万,创理学院最高纪录……汪德耀教授捐出全月薪金,有的先生还献出了用以纪念结婚的金戒指。陈爱卿、蔡民佑二同学本来要请同学们吃糖的,现在也把这笔钱节省下来捐献……”

  这段文字出自1951年6月25日《厦门日报》题为《爱国捐献热潮逐日高涨》的报道,寥寥几句便把当年群众热情捐献的盛况描摹而出。可以说,在整个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厦门社会各界为前线捐钱捐物捐武器,是当时最为独特和耀眼的一道风景线。

  5900余万元慰问金、万封慰问信运往前线

  陈嘉庚捐出500万元支票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发展,为了使志愿军能以更小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早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号召,建议全国各界爱国同胞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开展爱国的增加生产、增加收入运动,用新增加的收入的一部或全部,购置飞机、大炮、坦克等武器,捐献给志愿军和解放军,这项捐款活动为期半年。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强调献武器活动必须与增加生产或增加其他收入运动相结合,同时指出这一活动对于前线和国家财政将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而在6月7日,分会发出关于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通知,迅速在全市各界开展捐献武器的运动。就这样,一场热烈的全民捐献,正式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起来。

  说到捐献,厦门人民已经以高度敏锐的政治觉悟走在了前列。早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的第二个月,厦门各界就发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捐款活动。据《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厦门职工》一文中记载,1951年春节前后,厦门的职工们便热烈掀起劳军运动,捐献慰劳金635万余元(旧币,其币值1万元等于新币值1元,下同),写慰问信610件。1951年2月1日,厦门市运往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品中,就有慰问金5900余万元、慰问信1万多封和其他慰问品19大袋。

  在蓬勃高涨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中,厦门各界持续表现出对这项爱国义举的支持。当年的《厦门日报》曾报道,本市工商联筹会秘书处及各业公会组全体工作人员献款慰问中朝战士。捐献的时间是1951年5月8日晚,当时“八位同志起来控诉(美帝国主义),会场情绪异常高涨”。就是在这样一个激情澎湃的夜晚,一群代表工商界的人士,拍板决定捐出了163.5万元。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当晚参会一员的高怀同志,除在小组中捐3万元外,还献出近期收入稿费13万元,同时,“他还表示在红五月里,他要把所有收入的稿费全数再献出”。须知,此次捐献比总会发出捐献号召的时间,仍早了近一个月。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各界为抗美援朝运动踊跃捐献期间,也慷慨解囊,为前线战士捐去500万元的支票。

  厦门的小学建议全国小朋友

  合捐“中国少年儿童号”飞机

  “今我以区区之意,把家里仅有的一枚金戒指(重一钱五分,是我送给前妻的。她死后就留作纪念,上面还有我自己姓名的印)献给志愿军,作为留念,聊表寸心,并保证继续每月节约2千元,捐献购买武器,至抗美援朝胜利为止。”这是当年厦门醇泉酒厂职工陈荣根的认捐书中一段文字,读来不禁让人感动。事实上,这只是当年波澜壮阔的捐献运动中的一个侧影,当年认捐热潮中曾出现不少动人事迹。

  当年的《厦门日报》曾有一篇名为《本市曾厝小学建议全国小朋友联合捐献“中国少年儿童号”飞机》的报道。这样命名的飞机,正是当时的孩子们对抗美援朝的支持。不仅有小学组织学生捐飞机,也有大学教师以个人名义响应捐献。当时,厦门大学一位叫蔡厚示的老师,就曾在《厦门日报》上发文,响应捐献“鲁迅号”飞机,同时,他还发出保证,要努力写稿,把六、七月份的全部稿费收入拿来支援前线。而为了响应捐献飞机大炮,《厦门日报》工厂工人赶印“七一”增刊,只为把加工所得捐献出来购买飞机。

  社会各界的踊跃捐献让分会提前三个月完成半年捐献四架战斗机的任务。尽管如此,各界群众捐献的热情依然不减,据说当时“大批缴款的人民仍拥挤在人民银行”。为了让这一热潮持续升温,市第一届第五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工商代表团还发出了《关于爱国捐献的挑战书》,以此激起各界踊跃捐献。

  当年的《厦门市爱国捐献武器运动总结》中记载,截至1951年底,全市捐款总额为812847万元,折合战斗机5架多。这次运动不仅在物质上、精神上支援了朝鲜前线,还教育和提高了全市人民的认识,在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思想建设上取得巨大成绩。总结中盛赞,在捐献运动中,全市的工人阶级始终站在最前列,缴款最早、超额最多;工商界也不落人后,在完成了3架战斗机的捐献计划后又单独捐献了1架。不少旅居海外的爱国侨胞,避开敌对国政府的监控与封锁,汇款到厦门参与捐献,体现了海外侨胞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一支英勇赴前服务伤员的医防队

  他们不畏危险,跨越万里到达那随时可能牺牲的战场,只想为保卫新中国献上一份力量;他们深夜冒着瓢泼大雨,带着坚定的信念穿越敌人的封锁,只为早日抵达战场,挽救更多可敬的战士和同胞。

  当年,就有这样一支医防队,队员大部分来自厦门。他们深入一线,书写了一段让后人可敬的历史。

  他们在朝鲜战场曾经历了什么?他们曾面临过怎样的困难,又是如何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当年,这支医防队留下的一份工作总结,仿佛让人穿越历史,再次回到那炮声隆隆的战场,看到那一幕幕坑道内紧急手术的画面……

  路遇两次轰炸 公路中断

  队员劈崖开路,卡车通过时一侧悬空

  这是一份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卫生工作委员会国际医防服务队第22队1953年6月至1954年7月一年来的工作总结。仔细辨认着这份珍贵的手写材料,可以确认这支医防服务队由福建六个医院的医务人员组成,他们是:厦门市立第一医院医师杨贻道、张奕璋,护士柯维雅;市立第二医院护士何会珠,化验员陈荣章;市立中山医院医师陈玉麟、陈守方,护士程碧真;龙溪专区医院医师林继虞,护士黄敬璋;晋江专区第一医院医师薛仁民;第二医院护士张秋梅等十二人。当时杨贻道、薛仁民任正副队长,张秋梅任护士长。

  医防队是在1953年6月26日抵达基地医院,30日开始工作的。在基地医院工作10日后,队伍便奔向前方。队伍在7月11日启程,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行军只能在夜间进行。尽管队伍夜间行进,但仍备受敌军空袭侵扰,加上当时风雨不息,人生地疏,行程多有周折,原本两日的路程,摸索了6天,才抵达目的地。

  这一路用艰难险阻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在这6天的行进中,队员们遇到两次轰炸,轰炸导致公路中断,而一处弹坑正位于单行道上。为此,队员们现场劈崖开路,而随行的卡车只得一侧悬空而过。幸运的是,在大家的努力下,卡车行驶并未发生意外。提到最后一段行程,队员们觉得是“既艰且巨”。因夜晚在空袭下行车,受大雨影响,敌机轰炸的范围也减少了。尽管如此,意外事情不免有之。因朝鲜山高多砂石,山洪暴发,当时的向导竟迷失了方向引错路。前去道路的桥梁被洪水冲走,单行道回转又十分困难,当两辆卡车相互曳引倒转回返时,又遇中途山土崩塌,阻了回程。此时,队员们又得打开出路,搬放车上物资,空车小心翼翼越过窄道,“全体同志雨淋汗出,行装全部湿透,大家相顾无言,好像一次畅快的淋浴”。其实,对于这次奔赴前线,“大家非常兴奋,情绪热烈,忘记了饥饿,面对空前大雨,一切淋湿,在敌机封锁下高歌前进,冒着危险,思想异常坚定,一心向往前方。”

  队伍是在第二天晚间通过真空地带安然到达卫生营的。总结中记载,7月17日早,队员们打开了带来的木箱,查备手术器材,分头布置手术室,消毒手术巾,该晚即匆促接受任务,进行剖腹手术。

  厦门志愿赴朝医疗队人员光荣归来,自左至右,程碧真、陈荣章、张奕璋、何会珠、陈守方。(原载于《厦门日报》1954年8月24日二版)

  手术室设在黑暗潮湿坑道内

  只能靠蜡烛和汽灯照明

  到达前线后,队员们工作的卫生营就设在坑道内。事实上,坑道内除有利于防空外,是不宜生活和工作的——空气不足,光线全无,油烟弥漫,洞内滴水,活动范围窄。白天由于敌人飞机轰炸封锁,汽车无法行驶,从火线下来的伤员都是夜间来到,因而队员们都是黑夜工作为主。因为没有电灯,要用蜡烛和汽灯照明手术,非常影响工作效率。

  前线工作是艰苦的,艰苦还在于,医防队面临多种困难情况。比如,除了医务工作,他们还要做好防空工作。由于敌人飞机非常猖狂,稍一暴露目标就施行轰炸,夜间必须严格灯光管制,白天洗晒敷料需要做好掩护。战争是残酷的,你永远不可能预料一场战争中,有多少人遭受不幸。这种突然性和流动性也给医防队带来了难题:伤员随着战役而来,有时可能碰到大批伤员下来,需夜以继日地工作,而有时则平静无事。坑道的狭窄也给手术带来了难题,由于只能容纳一个手术台,人员稍多便容易形成紊乱,破坏无菌技术,而洞壁不断滴水,器材则容易发霉生锈。而由于长时间工作和生活在坑道里,也让队员们生活变得异常。总结里提到,“里面黑暗潮湿,到处滴水,夜间既不得安睡,日间又不能好好休息,对身体有一定影响。当伤员来多床位不足时,我们自动退出,边进行工作边打游击睡觉。”

  针对他们工作和生活的环境特点,医防队意识到,只有争取时间轮流休息,才是保证有条不紊而持久性执行任务的关键所在。对此,他们做好分工值班,根据夜班任务,合理安排好交接班,这样既可以避免睡眠不足影响健康,又可集中人力连续执行任务。同时,医防队还安排好人员做好准备工作,如提前做好器械消毒,以便伤员来时,手术随做随取。手术需要大量敷料,每夜术后,则由没工作的护士进行洗涤,以此增加敷料利用率。

  为了使狭窄的手术室做到不脏乱,保证无菌,医防队规定手术台一边摆放器械台及术者外,其他人不得通过及站住,以免接触破坏无菌技术。同时,还规定次序消毒及无消毒各物放置位置。每次手术完便洗地板,因此虽日夜连续手术,仍能时刻保持整洁,有条不紊进行工作。医防队做法获得了领导的赞扬,部队手术室的同志吸还收了他们的工作法。停战后,应上级安排需要,医防队转入教学工作,总结中说,他们共完成了三个军医训练班的培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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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奕佳,赖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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