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浪屿国际历史社区位于福建省厦门市,包括51组代表性历史建筑及宅院、4组历史道路、7处代表性自然景观与2处代表性文化遗迹,共同构成了鼓浪屿自然有机的空间结构和内涵丰富的城市历史景观要素。

鼓浪屿全岛的绿地覆盖率超过40%,植物种群丰富,各种乔木、灌木、藤木、地被植物共90余科,1000余种。代表景点有:日光岩、菽庄花园、皓月园、毓园、鼓浪石、鼓浪屿钢琴博物馆、郑成功纪念馆、海底世界、天然海滨浴场、海天堂构等。

遗产历史
多元文化融合期
2017/07/09

  在鼓浪屿中外居民不断增加的形势下,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治安的管理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日益崛起的日本一直寻求在鼓浪屿获得更多的利益,其他各方势力都希望能够对此有一个合理的模式予以制衡。1902年,与鼓浪屿相关的中外各方利益集团促成签订了《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1903年鼓浪屿工部局正式成立,建立了鼓浪屿驻岛各国侨民与中国人代表共同参与管理的公共社区管理体制,由此开始鼓浪屿近代化进程的第二阶段。

  从1903年鼓浪屿工部局正式成立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间的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鼓浪屿的工部局时期,是鼓浪屿岛上多元文化碰撞、交流、融合与互鉴最为广泛而深入的时期,也是鼓浪屿发展完善并达到高潮的时期。在此期间鼓浪屿的建设成果,构成了目前岛上社区文化遗产的主体部分。

  这一阶段,鼓浪屿的社会生活和城市建设,由西方人主导向着由还乡华侨主导的模式转变。在此前数十年间,大批闽南地区居民越过南中国海,移民东南亚,大规模的持续的海外移民,逐渐建构起一张由移民网络、商贸网络、金融网络等一系列网络构成的复合网络,形成一个跨国跨界的社会空间。鼓浪屿所在的厦门地区恰好是这一时期闽南移民出入口岸、消费市场和投资场所。由于当时鼓浪屿具有相对稳定、宽松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社区服务及基础设施,以及优美的自然环境,大量闽南移民返乡后选择入住鼓浪屿。尤其是19世纪20年至30年代,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波及,东南亚社会经济遭受重创,东南亚的闽南移民纷纷入住鼓浪屿,更使鼓浪屿的近代化历程进入一个黄金期。

  鼓浪屿工部局期间,华人人口数量急剧增多,并远远超过外国人数量。1911年鼓浪屿的人口就增加到“估计大约为12000人,外国居民大约300人”79。到1930年,鼓浪屿各国外侨为567人(其中日本369人),但中国居民已达20465人。

  华侨的回归不仅极大地促进了鼓浪屿包括厦门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城镇建设提供了充足资金的支持;而他们将投资建设社区公共事业,提升居住与生活环境的质量,作为追求文化进步与生活近代化切实的物质手段,以此推动社会革新。首先,返乡华侨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其成为公共设施建设、工商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以不断增加的人口和雄厚资本为基础,鼓浪屿华侨积极参与到工部局的管理中,华董在工部局董事会中的份额从原先的1人最多曾争取到1929年的5人,并且由委派制转变为华民公会推选制。同时,华人自己组织的社会团体也在当地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和作用,这其中包括“华人纳税者会”(1924)、“华民公会”(1925)、“华人议事会”(1928)、华人宗教团体、工会和诸如婢女救拔团等社会进步组织。

  在这种形势下,鼓浪屿社区空间不断扩展,社区格局逐步改观。

  这一时期鼓浪屿城镇建设进一步拓展,华、洋社区的边界彻底打破,安海路、泉州路、内厝澳片区都发展起来,岩仔脚、鹿耳礁片区也得到更新,还开发了岛屿西北的康泰路工厂区和岛屿中东部的龙头路商业街区。据统计,

  仅1920年至1930年间,岛上由华侨组织建造的住宅就达1200余栋。这一时期岛上还建设了完备的社区公共管理设施,包括各国领事馆、各企业的驻岛机构,以及代表不同文化特色的宗教祭祀建筑。包括电话通信(1924年)、电灯电力(1928年)、自来水设施(1932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华侨的支持与参与下达到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水平。此外,华人华侨在社会文化建设方面也积极投入,不仅投资兴学,创办医院,也开辟建设了延平公园、延平戏院等公共文化设施。岛屿上的山林地已经逐渐绿化,具有景观意义的山岩与礁石也得到了保护。

  大量由华侨主导建设的建筑,其建筑风格也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华侨建筑风格,其中具有突出特征的厦门装饰风格建筑体现了鼓浪屿华侨洋楼建筑在追求近代化过程中,努力进行本土化尝试和创造的成果,而厦门装饰风格的影响并不仅限于鼓浪屿,也传播到厦门、漳州、泉州地区。

  近代化的医疗卫生体系与医疗教育体系的形成,也是鼓浪屿生活水准的重要保证。如扩建后的美国归正教会救世医院,不但起到了治病救人的济世之用,还培养了大批华人医护人员。由于早期西方传教士传教的需要,和之后华华侨对新学的倡导,鼓浪屿在当时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涵盖了从学前教育、小学、中学,到职业教育。在19世纪下半叶少数教会学校的基础上,工部局时期鼓浪屿学校的数量、学校的办学规模、教学系统性、教学质量等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更多的华人也参与到办学、教学中。鼓浪屿的文教事业的影响辐射到周边地区,成为闽南地区的教育中心,对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一批在鼓浪屿接受近代化教育的人才,之后也在中国近现代各个领域中焕发出光彩。在鼓浪屿出生成长的马约翰成为中国近代体育教育奠基人;寻源中学走出中国近代文学巨匠林语堂;天文学家戴文赛、余青松,园艺学家李来荣;几家女学堂走出了著名妇科专家林巧稚,音乐家周淑安;英华中学走出了王应睐、黄祯祥、顾懋祥、卓仁禧、洪伯潜、张乾二等6位院士。

  鼓浪屿工部局时期,富于特色的建筑、公共设施、城市街区,在建造质量和服务水平方面是当时罕见的,构成了工部局时期高品质近代社区的框架体系,支撑着当时中西方多元文化融合、交流、发展的国际社区形态。到20世纪30年代,鼓浪屿这座小岛上,形成了当时中国社区设施最为完善,文化生活最为多元、丰富的近代国际社区,并以其高品质的生活环境闻名于世。鼓浪屿这些社区设施和相关的物质遗产也以较高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保留至今,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状况的见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军于1937年占领厦门外海金门岛,1938年占领厦门,数万难民涌入鼓浪屿,业已成熟的鼓浪屿社区遭受了巨大的考验,从工部局到民间组织,进行了最广泛的社会动员,成立国际救济会,在募捐、收容、物资供应、环境卫生、社会治安、育婴与难童教育等方面激发出巨大的能量,展现了鼓浪屿快速的组织能力和爱国热情。
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鼓浪屿,改组工部局,驱逐其他国家外籍人士,并在鼓浪屿强制推行日语与日式教育,单一的文化形态结束了鼓浪屿长期多元文化交融发展的阶段,鼓浪屿作为一个汇聚多元文化的国际社区的历史被中断。(文来自鼓浪屿申遗网,图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厦门网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