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福安(前排右三)等老师和学生合影留念。
厦门网讯(口述人:方福安 记录整理/厦门晚报记者 郭文娟 图/学校提供(除署名外)
【原声】
1957年至1963年,我在同安一中就读时,学校便名师云集。特别是我读高中时,正赶上学校的辉煌时期。那时,同安一中高考成绩位居全省前列,出过省状元,被誉为“福建省高考红旗校”。
1962年高考,我的同班同学陈怡泮考入北京大学,他也是全省唯一一个数学满分的考生。不过,那年我因为家里缺少劳力而未能参加高考,在高三总复习开始之前,我就被叫回家务农了。干了一段时间农活后,我听从表哥的建议重返课堂,并在1963年参加高考,顺利考入厦门大学。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江西、将乐工作。1983年,我从将乐一中回到同安一中任教,直到2003年退休。在母校工作的20年中,我带的历届学生在高考中均取得不错的成绩,其中不乏考上知名高校的。
作为同安一中的学生、老师,我的切身体会是: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是学校的立校之本。同安一中始终坚持质量立校,这也是这所百年名校生命之树常青的关键。
一炮打响
回母校教的首届学生 高考总平均分、数学平均分居全区第一
1983年,也就是我被调回同安一中的第一年,学校安排我教高二两个班级的数学,兼任高二(4)班班主任。
次年,时任副校长吴重福让我当备课组长,我有些为难。那时数学组备课各自为政,又分快班、慢班教学,组里还有比我资深的老教师,怎么统一?后来,我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平时教学进度大家按自己的节奏,但阶段单元考统一进行,同时,数学组老师轮流出卷。
1985年高考,我带的班级总平均分和数学平均分位列全区第一,专科、本科上线率100%,全区第一名、第二名都在我们班,这也是我在同安一中带的第一届学生。那年暑假过后,学校让我当教研组长。在当了8年教研组长后,学校又安排我当1994届高二年段长。高考时,这届学生超额完成教育部门下达的指标。
1996年,福建第一次实行高中会考。起初,有些老师认为抓会考会影响高考。时任年段长洪志荣(现为市教科院副院长)让身为副年段长的我去做老师的思想工作。“会考肯定要过,如果没过,我们学校在全省也没位置。”我跟老师们说,我们要把抓基础和抓提高有机结合起来。而且,当时学校正要申报省一级达标校,对会考优秀率也有要求。
那年会考,首科开考的是地理学科,同安一中获得全省第一名的好成绩。后来,还有好几个学科都位居全省前五名。在年段家长会上,我给大家鼓劲:“这次会考年段九科全优生很多,说明我们的学生基础不错,再好好冲刺下,高考肯定也没问题。我们要有信心,也要有方法……”学生士气高涨,干劲很足,在1998年高考中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有效教学
课堂精讲作业精练 让学生“把不会的变会”
在母校工作的20年,不管在哪个岗位上,我都尽职尽责,努力把事情做好。
1994年,我卸任年段长后,学校又让我当副年段长、班主任。同事开玩笑,说我“官越做越小,活一样不少”。我最后一届当年段长,带的是2001届毕业生。那一届,同安一中有60人考上厦大。我自己教的那个班成绩也不错,其中一名学生高考成绩上了清华大学录取线,但他报了浙江大学。
2002年,退休前最后一年,学校让我接手高三年级两个数学最差的班级。教了两周后,我又开始兼任备课组长。一个多月后,有学生委婉地给我提意见:“方老师,你每节课只讲四道大题,其他老师都讲七八道题。”家长也有担忧:“方老师作业只布置一点点,这样行不行?”
时间给出了答案。2003年高考,这两个班考出了全年段最好的数学成绩,实现了从“吊车尾”到“火车头”的逆袭。这也为我的从教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我看来,一节课讲四道题更难。既要符合考纲要求,又要结合学生情况,备课时必须权衡利弊。但我始终相信,老师只要了解学生,知道学生什么会、什么不会,就很好办。因此,每张作业我都会认真批改。个别学生不会的题目,我不会在课堂上讲解,而是私下辅导;大部分学生都不会的题目,才拿到课堂上讲解。
我曾看过一篇文章,北京有些名校做实验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信息当你重复超过七遍后,这个信息就变成催眠信息,学生一点都提不起劲。所以我很反对试卷轰炸,很多题目一直重复考,但是学生仍然不会。
有效教学就应该“把不会的变会”,课堂要精讲,作业也要精练。有一年我教高三,其他班级数学老师有的发60多张练习卷,有的发40多张,我只发了24张。有学生跑来问我:“老师,他们发那么多,我去拿一些练习卷回来做,可以吗?”我说:“可以啊,我发的那些练习卷你要先消化,其他学科也要关注。如果还有时间精力,你想要再做其他练习,我当然支持。”
爱生如子
关心学生方方面面
助力学生圆梦清华
当班主任时,我不太干预学生,比较注重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以情感教育激发学生内在动力,并通过培养班干部来加强班级管理,重点抓尖子生、学困生这“两头”。生长在农村的我很明白,一个农村家庭要培养出一名大学生有多么不容易,所以我特别理解这些孩子。
我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不只关心他们的学习,也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头疼脑热、心理问题等都操心。我女儿曾“抱怨”:“当我爸的学生是幸福的,但当我爸的孩子是‘不幸’的。”
1998年,同安一中高三毕业生苏才钧被清华大学定向录取。但他差点就没法获得清华大学的定向招生资格。因为高三最后一次统考,他的语文只考了88分,清华大学招生老师不想与他签约。按照当时的高校定向招生政策,高考前,高校招生老师到高中校物色尖子生,通过签约提前锁定好苗子。
“他语文都没及格,我们怎么能要?”面对清华大学招生老师的质疑,我坚定地说:“我对他很了解,你们不签这个学生是很可惜的。”
我说:“你知道他是怎么读书的吗?”到了高三,每周的篮球比赛,他还是照打不误;每个周末,他固定抽一天,和爸爸一起去海边钓鱼。学校没有组织奥赛学习,但他在全省数学奥赛、物理奥赛中均有获奖。这样的学生脑袋灵活,身体也好,潜力很大。按正常发挥,他肯定可以上线。最后,清华大学招生老师终于愿意跟苏才钧签约。高考成绩出来后,他的分数超过清华大学录取线33分,顺利被录取。
我认为,教学生,感情投入排第一位。老师要以情动人,以爱施教,让学生学会做人做事,学会学习、爱上学习。而学生的成长进步,就是老师最大的快乐与幸福。
【人物简介】
郭文娟 摄
方福安,中学数学高级教师。1983年至2003年在同安一中任教,历任班主任、备课组长、教研组长、年段长等,善于打造高效课堂,主张课堂精讲、作业精练,所带学生成绩显著。
【百年校庆祝福语】
■方福安为母校献上祝福。
【征集令】
明年,同安一中将迎来建校100周年。为梳理学校历史,总结办学经验,凝练办学精神,厦门晚报推出“同音共律 一校倾城”同安一中喜迎建校百年校友口述史专栏。专栏将邀请100名校友讲述自己与母校的故事,诚挚邀请同安一中广大校友与我们一起穿越时间的河流,回首青春岁月,重拾美好记忆,为百年同安一中留存独特的文化基因,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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