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闽南同盟会纪念合影。

厦门市档案馆馆藏图书《中山全书》上下册

由孙中山题写报头的《江声报》（1933年2月1日第一版局部）

　　厦门网讯（厦门日报记者 陈冬 通讯员 刘莉丽 图/厦门市档案馆 提供)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在厦门，多处可见“中山印记”：厦门港的繁荣印证着《建国方略》的远见卓识，中山路的骑楼诉说着百年沧桑，集美学村传承着教育救国的理想……

　　从革命理想的实践到港口建设的推进，从城市风貌的塑造到教育事业的传承，厦门以独特方式延续着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厚渊源。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本期“厦门档案故事”将为您讲述这段跨越时空的记忆。

　　策动惠州起义 孙中山曾计划潜渡厦门指挥战斗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孙中山首次到台湾，并以台湾为司令部策动惠州起义，计划在义军指挥郑士良率军入闽时，潜渡厦门。之所以选定台湾为这次起义的司令部，市档案馆工作人员解释说，因为台湾与厦门往来便利，在革命斗争中无论接济、内渡均比较方便，对革命活动十分有利。

　　孙中山抵台后，与台湾总督府代表后藤新平取得联系。当时，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假意支持，企图借起义军攻占厦门之机染指福建。1900年10月7日，惠州爆发起义，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沿着海岸向东挺进厦门。彼时日本内阁更迭，新首相伊藤博文获知孙中山正在台湾指挥惠州起义军向厦门挺进，遂下令立即驱逐孙中山。起义军军火援助断绝，导致惠州起义失败，厦门起义付诸东流，孙中山前来厦门指挥战斗的计划就此搁浅。

　　孙中山的首次台湾之行长达一个多月，其间，厦门籍商人李春生、吴文秀给予了大力支持。李春生1865年自厦门迁居台北，后成为台湾茶业巨擘。1913年孙中山再度访台时，下榻的“梅屋敷”也是李春生的房子。吴文秀则是位豪爽侠义的茶商，在台北大稻埕经营良德茶庄，时任台北茶商公会理事长，不仅热情接待孙中山，还慷慨资助革命事业。

　　关注厦门的革命活动 指导密友播撒革命火种

　　孙中山非常关注厦门的革命活动，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厦门人民的积极响应。1911年11月14日，数千名左臂扎着印有“革命军”白布条的群众，在修筑漳厦铁路工人的带领下占领了提台衙门。翌日，厦门光复。

　　1914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委派在厦门英华书院任教的叶青泉为福建支部长。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急需一个宣传阵地，孙中山密友许卓然积极筹办《江声报》，孙中山亲自题写报头，使其成为闽南地区重要的革命喉舌。1921年，孙中山指示厦门同盟会会员许春草，将其从事爱国活动所依靠的群众组织改名为“厦门建筑总工会”，次年又令许春草在厦门设立国民党联络站，当时的秘密活动点就设在鼓浪屿笔山路。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通过住在鼓浪屿的同安籍侨领郑螺生联络许春草，委任其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要求尽快夺取厦门。

　　一路鼎力支持 闽南华侨成为孙中山的革命挚友

　　孙中山曾感慨地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言之确凿，在他所领导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斗争中，华侨给予了大力支持，这其中就包括闽南华侨。

　　东南亚作为闽籍华侨的主要聚居地，也是孙中山革命运动的重要基地。闽南华侨深受孙中山感召，或投身革命前线，或慷慨资助革命事业，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孙中山也将他们视为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

　　在这些闽南华侨中，厦门籍华侨就占了一半，包括陈粹芬、陈楚楠等。如今，大陆首座中山华侨公园坐落在翔安，其主体建筑“晚晴园”完全按照新加坡同盟会旧址复建，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捐赠的孙中山、陈粹芬等10人高分子蜡像陈列其中。园内还有两座碑林区，分别是中山语录碑林和中山墨迹碑林。

　　陈粹芬作为孙中山的革命伴侣，自1892年起便坚定追随孙中山，在长达22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悉心照料孙中山的生活起居，更深度参与多次武装起义，负责联络、筹款等工作。“南洋革命党第一人”陈楚楠，1906年成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首任会长，他多次为革命慷慨解囊。1917年回国担任大元帅府参议。由于当时政局持续动荡，陈楚楠于1933年重返新加坡。

　　英雄惺惺相惜 孙中山关键节点两次助力陈嘉庚兴学

　　在跟随孙中山革命的厦门籍华侨中，陈嘉庚是捐款数最多、最具影响力的一位。

　　1909年，陈嘉庚在新加坡晚晴园结识孙中山，从此与革命结缘。1910年，陈嘉庚剪去发辫，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其政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陈嘉庚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充满敬意和支持，他积极捐款捐物，为革命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

　　1911年，孙中山从法国返回上海准备筹组新政府，途经新加坡，陈嘉庚和同盟会会员前往码头与其会面。陈嘉庚感叹于一位革命领袖竟然乘坐条件很差的二等客舱，即送1万元给孙中山作为归国路费。孙中山回国后，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准备从上海往南京就职。12月29日，孙中山向陈嘉庚发来急需用款的电报，陈嘉庚立即电汇5万元给予支持。

　　1912年，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到故乡集美，着手筹办教育。据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在陈嘉庚兴学过程中，孙中山在关键时刻先后两次给予有力的帮助。第一次是1921年，陈嘉庚拟聘请林文庆博士担任厦门大学校长，而林文庆此前已收到孙中山邀请他襄助外交事务的电报。左右为难之际，林文庆决定发电报给孙中山，请他最后裁决。孙中山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同意林文庆到厦门大学任职；第二次是1923年，时值军阀混战，闽军与粤军在高崎海峡两岸对峙、交火，造成两名侨生死亡。为保障师生安全，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倡议划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之村”。孙中山批准在案，并由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电令闽粤两省省长及统兵长官对集美学校特殊保护，“倘有战事，幸勿扰及该校，俾免辍废，则莘莘学子，永享和平之利”。

　　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中央有关部门专门成立纪念筹委会，陈嘉庚被委任为副主任。同年，陈嘉庚在集美学校师生和集美镇各界代表联合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2016年，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向集美大学捐赠第195尊孙中山铜像。如今，融合嘉庚建筑与革命精神的集美学村，既是“教育救国”理念的实践典范，更见证着孙中山对教育的特殊关怀。

　　看好厦门港口优势 《建国方略》中绘过发展蓝图

　　孙中山十分关注厦门建设，百年前就看中厦门港口的区位优势。市档案馆藏有《中山全书》（上下册），其中收录了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对厦门的设想。

　　孙中山写道：“厦门有深广且良好之港面，管有相当之腹地，跨福建、江西两省之南部，富于煤铁矿产。此港经营对马来群岛及南亚细亚半岛之频繁贸易，所有南洋诸岛，安南、缅甸、暹罗、马来各邦之华侨大抵来自厦门附近，故厦门与南洋之间载客之业极盛。如使铁路已经发展，穿入腹地煤铁矿区，则厦门必开发而为比现在更大的海港。吾意须于此港面之西方建新式商埠，以为江西、福建南部丰富矿区之一出口。此港应施以新式设备，使能联陆海两面之运输以为一气。”

　　这一规划，不仅是对厦门港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高度认可，更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孙中山百年前为厦门港打造的图景，如今都已被现实超越，厦门港早已成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和我省首个千万标箱级世界强港。

　　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还提出在厦兴筑沟通南北、连接全国的铁路规划，包括建设厦门建昌线和厦门广州线。遗憾的是，推翻清廷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治腐败，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付诸东流。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福建的第一条省际铁路——鹰厦铁路全线通车，其路线与“厦门建昌线”基本吻合。目前，厦门的铁路已有鹰厦、杭深、龙厦、福厦高铁等，确立了沿海铁路枢纽的地位，孙中山所构想的“厦门广州线”也基本实现。

　　延伸阅读

　　鹭岛多处“中山”印记

　　从中山公园、中山路，到孙中山铜像和相关地名，厦门这座城市用最特别的方式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

　　作为厦门最早的城市公园，中山公园始建于1927年，历时4年建设，于1931年开放，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弘扬“天下为公”精神而命名为“中山公园”。1938年厦门沦陷期间，日寇因忌惮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巨大影响，将公园更名为“厦门公园”，并毁掉纪念碑上的《建国大纲》石刻。1985年石刻得以修复。同年在邓颖超的提议下，在中山公园南门广场修建孙中山全身铜像。

　　始建于1920年代的中山路，同样以“天下为公”的精神命名，后来经历了数次更名，直到改革开放后恢复原名并沿用至今。厦门大同中学、大同小学的创办和命名，也是为了纪念孙中山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1928年5月，鼓浪屿图书馆改名为“中山图书馆”。同年，爱国华侨杨忠权创办“华侨医院”，后更名为“中山医院”。

　　目前，厦门有6座孙中山铜像，分别位于中山公园、双十中学镇海校区、中山医院、集美孙厝、中山华侨公园和集美大学。